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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峥嵘岁月》 作者：李锐
序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本书的任务是以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毛泽东17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1923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毛泽东30岁以前特别是20岁到30岁这关键的10年时间。一个人在30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17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耕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6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存储，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6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这从5卷《毛泽东选集》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通俗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小长工”读书认真，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13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他的记忆力，也提高了他的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儿了两年他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耕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他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30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以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材），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1910年秋，17岁时，他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他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氏《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18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自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自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使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200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的名著特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1913年春，由于经济不能独立，已经快20岁的毛泽东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读了5年半，于1918年毕业。从1915年到1918年，正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他一生的习惯），关注时事。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求向上，时有变易；既动笔又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进步，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对他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在国外留学10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的同窗好友，无不志同道合，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毛泽东还不以周围几个知交为满足，敢做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21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及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之时，一次长沙城出现短暂真空，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5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他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获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即使是在大学毕业生中也属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他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何密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在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他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当前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其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泽东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时写道：“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已与8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他则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前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10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议策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400多个“救国十人团”，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要是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贫富阶级”、“强弱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3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20个左右的会员是3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3000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最重大”的问题。这反映在1921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题：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1920年初，他在同学会会员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后迁到长沙），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但可以“由分处下手”。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为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己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闿的“顺意民情”，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这是同以上3种“地方自治”截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十之八九的劳动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绝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做准备。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1920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5天会，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剧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于12月复信，完全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到11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10余人，1921年近40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3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1921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会74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占31人。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3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3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1920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活动，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在最初人手少时，毛泽东担任过8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党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1922年到1923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20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3年春，毛泽东离开了湖南，到上海党中央工作。
1925年9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23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要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从1925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1919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做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农民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绝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将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这样，才能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从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绔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30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1923年的书中主人翁——30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教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气质浪漫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绝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读者认识30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56岁，到1957年64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1976年83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历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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